其中，和的理念便贯穿于六经之中。

贾政、代儒和宝玉讨论研究的，核心是文章做法，对文意的阐释还在其次。另一个不同是针对不足畏。

对于闻字，则宝玉、代儒和杨伯峻各有解释。贾政说改得好，特别是下一句终无改其说乐矣，总括了前文的不亦说乎不亦乐乎，前后扣合呼应，所以贾政说此处找清上文，方是书理。比较起来，把闻窄化为发达做官或闻道都欠妥，还是作为名望来理解较好。此书第一次出版于1958年6月，已经是65年前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，杨伯峻的翻译是：人家不了解我，我却不怨恨，不也是君子吗？对于人不知，杨伯峻还有一个很长的注释，他说：这一句，知下没有宾语，人家不知道什么呢？ 当时因为有说话的实际环境，不需要说出便可以了解，所以未给说出。

看似绕了一圈，但是把来龙去脉给讲得清清楚楚。曷克臻此意为怎么能到此境界。佛教与道教间，尤多争执。

后人所能考得者，不过百数十人。孔子是先师，亦是先圣。六、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之地位，及清末以来之贬抑孔子地位之说之衍成，与其说之谬误至于在清代，则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，与宋明又不相同。而我们亦可由此玄学家知有：在一切玄谈之上之孔子之圣人境界，而亦有将孔子之地位，更加以提高之功。

此正即当时玄学家所理想之体无生而不有之圣人境界。故不经而为百家之冠，百家之冠，亦百家之——而已。

陈涉称王，而鲁诸儒，持礼器往归之。后来颜之推之《颜氏家训》，亦承之而言。他人之著，亦时有引及沦语者。孔子则兼而有之，当进则进，进以礼。

如在孔子弟子心目中，孔子同时是圣与师。在清中叶以后，洪杨之乱起，洪杨之要推翻满清，正本于汉族之民族意识。王阳明虽后为大官，但其悟良知之义，则在其初贬谪龙场，死生呼吸之际。以孔子为世家，则孔子之教纵贯历史各时代，而显其长久的意义。

司马迁为李陵事，与汉武帝争辩而—下狱，受腐刑。至于佛学之人中国，自然另形成一学术宗教的潮流，亦与中国原有之学术宗教，发生若干激荡、若干冲突。

智觋于《维摩诘经玄疏》卷一，又本《清净法行经》，说孔子为大乘菩萨之化身，乃佛所遣，先来中国，开中华礼义之教者。帝王只是—时代的政治元首，亦限于一时代。

并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著，而只表现孔子个人思想者。照班固承刘向《七略》而著之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所说，九流中之儒家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孔子却并不列在儒家之中。故又有咏荆轲之诗，慨叹荆轲刺秦王之事之不成，而有其人虽已殁，千载有余情之句。刘勰后出家为僧，亦为《文心雕龙》一书之著者。故学者皆可为圣人，而同于孔子。此只因伊川慨叹于当时言佛者自谓之穷神知化，而不足以开物成务。

故子路居卫，子张居陈，澹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终于齐。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之设立五经博士、博士弟子员之议，但对董仲舒所讲之孔子之道，并未真正相契。

司马迁后孔子五百年，而意在以史学承继孔子。至于在后之法家，如韩非，则其论政尚刑罚，固更显然异于儒者为政之重德化者。

章太炎与康有为之弟子之梁任公，在清末，更以孔子不过诸子之一，其地位或尚不如老子、墨子。然谈圣人境界，仍以孔子为标准。

此正见他们之伟大处，而更值得我们之无限的感佩。非只是九流之一、诸子之一的儒。此王阳明之说个个人心有仲尼，一方是明确的指出一个人之良知心性，与孔子之良知心性，平等尊贵。亦与汉代纬书与一般儒者心目中，以孔子为天降之圣，一般人所不能学者不同。

试问他们有什么政治上之权位?其推尊孔子，又岂为了孔子之教能维持帝王之专制?宋明之儒学初起于民间讲学之三先生与吴康斋，而反对当位之人所崇尚之佛学，而以发明儒学，教士希贤，贤希圣。此亦即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，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意思。

苟子乃以周公、孔子为大儒。这些看法，全不能说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地位所以形成。

则是用孔子之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承先启后的精神，而更以传孔子之道自任。在纬书中，孔子是天上之一帝所诞生。

其源亦有可溯至道、墨、儒思想之一方面者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厘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。其殁时，只鲁哀公有天不恕一老之言，加以吊唁而已。如在道教徒心目中，老子居第一，孔子只居第二。

尊崇孔子者，亦不限于后世为子学或哲学者。依宋明儒者看，六经及中国之户术义理，与礼乐文教，原非只一时之政典。

在秦政的暴虐之下，始皇焚书坑儒。简单说，譬如第一个融化印度佛学，而以中国文字，系统的论述佛学的学者，是僧肇。

由此而今之中国便不应再尊崇孔子，以使历史倒退。故就现实政治对儒家思想之利用说，则儒家之言君臣名分，固可为君主、官僚，所利用为维持其现实政权之工具。